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是否可以全面代表通货膨胀水平?
在国民经济宏观运行中,几乎所有国家都以CPI 来衡量通货膨胀水平。但从过去60 年中央银行盯住CPI 实施货币政策的成败经验看,单纯盯住CPI似乎有缺陷。由此,世界主要中央银行,包括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有些“变革”:货币政策既要盯住物价,又要盯住资产价格。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之一是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也主要以CPI 衡量。然而,我们想讨论的是,通货膨胀不仅仅是狭义的CPI,而应该是广义的价格指数变化。如果把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工业品出厂价格、劳动力价格(工资)、居民消费价格(CPI)、房地产价格等综合成一个广义的通货膨胀指数,或许货币政策更能够有的放矢,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必须用强力措施去治理房地产价格了。西方货币政策的实践也是一边在应对以CPI 为主要内容的通货膨胀时,一边兼顾资产价格。在技术层面,是否也可以与“国际接轨”?
论通货膨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 通货膨胀在话题排行榜的位次居高不下, 如今每月公布的CPI 数据似乎已如同柴米油盐一般被老百姓挂在嘴边。然而, CPI 本身是消费者价格指数, 它不完全代表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通货膨胀是什么? 笼统地说就是一段时间内实体经济物价的普遍上升。至于通货膨胀从何而来,不同流派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两个关键词相当重要———经济景气度和货币供应量。
经济景气度是凯恩斯学派很强调的观念。当经济趋热时,民众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欲望都增长,市场中货币增长速度就跟不上需求的增长,供求法则下自然就会出现涨价的局面;同样的道理,经济火热而人人都有工作时, 由于缺乏新增劳动力的制约,劳动者往往有增加工资的要求,这会提高商品的生产成本,商品卖得贵又反过来令劳动者涨工资的呼声更甚, 如此交替就构成了“螺旋式上升”,比如美国在20 世纪70 年代就曾陷入此境地并最终走入恶性通货膨胀。
而谈到货币供应量, 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的那句名言就不得不提, “通货膨胀归根到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在货币学派看来, 高于经济发展需要的货币供应量增速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这一观点在恶性通货膨胀上无疑得到最佳体现, 回顾新中国成立前金圆券和法币的飞速贬值, 正是由政府滥发货币所致。而到了现代, 信贷火爆引发的货币供应量上升往往是通货膨胀被推高的主因。
以上这些学术理论虽然都说得很好,可对于各个领域的人来说总还是需要简单明了的数字来给通货膨胀定个调子。对于CPI 这个被“举世瞩目”的数字,很多人说它仅仅是一个统计学上有意义的指标,不能用它来衡量通货膨胀。不排除有找到其他合适指标的可能性,但到目前为止CPI起码在统计学上是站得住脚的。经过实践中无数次的检验,CPI可以反映它的统计学含义,其结构也在不断的优化过程中。通货膨胀除了CPI所反映的还有很多其他内容, 但绝不是要否决它, 而是在关注它的同时,还要结合资产价格和要素价格。于是,让我们在解构CPI 的基础上,也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 PPIRM) 等生产资料价格纳入视野,同时瞧一瞧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及代表资产价格的房价,争取从多个维度来描绘通货膨胀。
首先, 分析一下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国家统计局把CPI定义为反映城乡居民家庭购买并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一揽子商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随时间而变动的相对数,由8 大项、40 余个一级子项目以及诸多纷繁复杂的次级子项目构成。而CPI的成分构成又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基本表现为“五年一大调,每年微幅调”,所以不把各成分剖出来看很难了解每月的CPI代表什么。
CPI具体分为食品和非食品两大类,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CPI构成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食品所占的权重。美国CPI的篮子里食品大概占15%,中国的数据是31.79%。2010年网络和主流媒体上有一系列很火的流行词,从“蒜你狠”、“豆你玩”到“姜你军”、“糖高宗”,老百姓在品尝“通通都涨唯独薪酬不涨”的滋味后,只好借由揶揄调侃的词汇苦中作乐。用不着图表,都知道食品价格对CPI 的“贡献”有多大。美国CPI 统计中有一种编制方法是把食品和能源价格剔除掉,命名为核心CPI,理由是食品和能源常容易受季节性影响, 不利于准确地反映通货膨胀程度,笔者觉得这是有待商榷的。老百姓在通货膨胀发生时为了应付涨价,由于自己的工资没提高,只能被迫压缩非必要的开支,而食品和能源(尤其对于美国民众) 消费当然是最基本的生活需求,此时它们占消费总支出的比例势必会上升。而在我国的CPI 里,猪肉和蔬菜这两个季节性极强的项目占比相当高,分别达到3% 和3.5% 左右。在图1 中, 可以看到CPI 食品类的波幅确实很显著,单月同比甚至曾超过23%;从2006 年到2011 年,食品价格中枢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在上升通道,最近六年食品价格的月均同比为8.19%。自2004 年起中央“ 一号文件”持续锁定“三农”主题, 既说明解决粮食问题的必要性,又从侧面反映出解决粮食问题的难度。在农业增产任务重、农民收入待提高的局面下,农副产品价格上涨是必然,也将是趋势。所以把季节性作为理由从而将食品因素从CPI 中剔除掉, 或者只着重于非食品项目的变化,起码是不符合现今我国国情的。[page]
CPI 的非食品类分为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和个人用品、交通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七大项, 合计权重约占三分之二。整体看, 非食品类的同比变化是较为平稳的, 大多数时间里都在-2%和 2%的区间内波动。2006 年以来非食品类同比增速连续为负的情况仅发生过一次, 从2008 年12 月持续到2009 年11 月, 这一时期我国经历着较为明显的经济放缓和通货紧缩。而趋势性的上行则发生了三次: 第一次是2007 年7 月到2008 年8 月, 非食品类同比从0.9% 一路上行至2.1%;第二次是2009 年7 月到2010 年5 月, 同比数据由-2.1% 走高至1.6%; 第三次是2010 年9 月到2011 年8 月, 同比数据由1.4% 到达3% 的峰值。除了第二次可以算作通货紧缩后的恢复性上涨, 其他两段时期都具有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特征。
在CPI 的非食品类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 其一是非食品类中的许多分项都存在较为明显的行政化定价因素, 比如烟草、医疗、交通、教育等, 粗略测算这些细项的合计权重很可能不低于三分之一, 所以非食品类能表现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受行政化定价的影响, 对于非食品类的变化将在下文结合PPI做进一步讨论; 其二是非食品类的居住只统计租金、水电费、装修材料、房贷利率等指标, 且权重不高, 所以通过CPI 来了解住宅价格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会造成很大的偏差。
其次, 看看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 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PPIRM) 的通货膨胀含义。PPI 反映全部工业产品出厂价格总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 PPIRM 是反映工业企业为生产投入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时支付的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和程度的统计指标。简单讲, 对于一个企业或行业,PPI 是收入, PPIRM 是成本, 利润就是两者的差值。从产业链的角度出发, 存在PPIRM 向PPI 传递, PPI 向CPI 传递的关系, 即资源品通过上、中、下游行业一层层向个人消费品传导。但是当把这三项指标放在一起对比后可以看到,虽然趋势上方向一致, 但三者之间传递效率却存在差异。PPIRM 向PPI 传递效果明显, 但PPI 向CPI 传导效果相对较弱。
以2007—2008 年这段时间国际输入对我国通货膨胀造成明显压力的时期为例, 该时期内包括石油在内的大宗能源类商品持续飙升, 纽约商业期货交易所(NYMEX) 原油期货由50 美元/ 桶一路飙升至140 美元/ 桶以上。根据上面提到的传递关系, 石油价格上涨会顺着油气开采业、化工制造业、纺织业一路传导至CPI 非食品类中的衣着项目, 但实际情况是这段时间的衣着项目同比始终为负值。造成这个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上、下游企业成本转嫁的能力不一样, 像石化双雄这样的垄断国企, 议价能力毋庸置疑, 于是资源价格的上涨可以非常通畅地传递下去; 但到了纺织业, 由于产高度强化的竞争环境, 成本转嫁的能力大幅弱化, 于是价格传导被阻挡于末端之前。影响价格传递效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上文提到过的行政性定价,例如, 甭管国际油价如何波动, 或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如何窗口调整成品油价格, 近年来北京公交车0.4 元/ 人次的水平就是雷打不动。
因此, 发源于原材料、燃料及动力上涨引发的通货膨胀受到买、卖方市场特点以及行政化管制的影响是无法由CPI 完全反映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构造综合通货膨胀指标时想把PPI 和PPIRM 收纳进来的原因。
再次,探究一下工资水平。广州市曾发布了一份关于2011 年家庭服务业的薪酬调研结果,其中月嫂的低、中、高建议价分别定在每月2914 元、5070元、7592 元,并表示这个水平比目前市面价要低。2011 年珠三角工人工资实际上涨幅逾30%,普通工人工资达到近3000 元,比该区域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深圳要高出一倍以上。见微知著,近年来工资的上涨幅度可谓相当明显。原材料、物价、房价的上涨, 劳动力供给趋紧和农民工对生活品质的提升,都是推高工资上涨的因素。另一方面,“十一五冶期间,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收入分配政策,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在工资水平和通货膨胀水平双双走高的大环境下,人们开始关注“工资通胀”说,对工资和通货膨胀螺旋式上涨的担忧渐起。
新古典主义理论认为,工资增长率应等于劳动者的边际产出增长率和产品价格增长率之和。若是工资上涨的速度与人均名义GDP 基本同步,工资增长并不会对通货膨胀有太大的影响。对于工资和物价之间存在的螺旋式互动,着眼点在于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用工荒冶、“招工难冶现象愈演愈烈是事实,可反过来想,这还不是企业主为了做订单竞相招工的结果,订单就是市场对产品实打实的需求,而成本正是需求的表达形式。若是不存在超额的需求,何必提高成本来满足需求呢? 近年来劳动密集型企业之所以对生产成本的攀升叫苦不迭,深层次的原因是其中的部分企业主对提高劳动生产率无计可施。(完) |